故意杀人案件的有效辩护方法

作者:易胜华 来源:勇者不惧 发布时间:2020-03-13 16:53:49 点击数:
导读:故意杀人是极其严重同时又是非常古老的犯罪,无论是在哪个时期、哪个国家,一旦罪名成立,都可能面临最严厉的处罚结果。由于案情重大,关注度高,故意杀人罪的辩护存在很大的难度。从保障嫌疑人的生命权利、避免出现错

故意杀人是极其严重同时又是非常古老的犯罪,无论是在哪个时期、哪个国家,一旦罪名成立,都可能面临最严厉的处罚结果。由于案情重大,关注度高,故意杀人罪的辩护存在很大的难度。从保障嫌疑人的生命权利、避免出现错判的角度,故意杀人罪又有很高的辩护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做过刑事辩护的律师,就像没有当过兵的人;没有担任过故意杀人案件辩护的刑事律师,就像没有打过仗的战士。故意杀人罪的辩护,可能不是律师业务中最挣钱的,但一定是最过瘾、最考验功力、最有成就感的。

故意杀人案件可以分为两类:作案人确定(当场抓获、多人目睹或监控拍摄作案过程等),作案人不确定(事后根据其他证据锁定)。我们从这两个角度,研究故意杀人案的有效辩护方法。

一、作案人确定的故意杀人案件

很大一部分的故意杀人案件,嫌疑人是在作案现场被抓获的,或者有多人目睹整个作案过程,或者作案现场的监控视频拍下了作案过程,作案人的身份是确定的。对于此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常见的辩护方法有以下四种:

01、申请精神病鉴定

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故意杀人案件,尤其是杀害多人、手段残忍(碎尸、烹尸等)的案件,向司法机关申请对嫌疑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成为很多辩护律师的首选。然而,从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例如2006年陕西汉阴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这种辩护方法的成功率很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嫌疑人在作案之前没有特别明显的精神病症状,司法机关一般不会同意辩护人提出的精神病鉴定申请。即使批准了申请,鉴定机构做出的鉴定意见,很可能也达不到辩护人的预期。即使鉴定意见认为嫌疑人有一定的精神疾病,司法机关也会认为其作案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对判决结果不构成实质影响(例如2019年江西南昌红谷滩万小弟故意杀人案)。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中国的传统意识和舆论环境有关。杀人偿命,是中国普通群众的朴素的正义观。中国普通群众对精神病的认识不足,认为精神病可以伪装,精神病鉴定可以造假,嫌疑人是假借精神病逃避刑事处罚。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不想在舆论关注的案件中,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承受种种猜疑。因此,辩护律师将绝大部分希望寄托在精神病鉴定上,很有可能是徒劳无功的。 

从嫌疑人患有精神病角度进行辩护,提高成功率的途径有:

第一,提供嫌疑人作案前就医就诊的相关材料,直接证明嫌疑人患有精神病(2013年北京朝阳大悦城故意杀人案)。大多数时候,辩方很难拿出这样的证据,一般都是提供证人证言,证明嫌疑人平时举止异常,或者是嫌疑人亲属有精神病史。很显然,这样的证据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司法机关可以不采纳。

第二,被害人亲属的态度。如果嫌疑人一方通过民事赔偿取得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精神病鉴定的阻力也会小很多。如果辩护律师忽视了被害人亲属的态度对案件结果的巨大影响力,试图通过精神病鉴定取得良好的辩护效果,也是不太现实的。

02、被害人过错(或正当防卫)

在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中,将被害人过错作为辩护重点,是很多律师在辩护时采用的主要方法。尤其是近年来,正当防卫被数个有影响的案例激活,给一些命案的辩护工作注入了活力(2018年江苏昆山龙哥反杀案)。

这种辩护方法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有两点要注意:

第一,对于被害人过错的阐述,要点到即止,否则过犹不及。有些律师在庭审中用较大的篇幅、较为激烈的言辞对被害人的过错进行抨击,这样容易引起被害人亲属的强烈反弹,造成庭审秩序的混乱,从而导致司法人员的反感,影响到辩护效果,甚至可能会对辩护律师的人身安全造成危险。

第二,即便被害人一方存在过错,嫌疑人如果杀害对象不是直接的有过错者,而是其亲属,如果杀害的人数较多,手段较为残忍,这种辩护方法仍然是无效的。就像正当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被害人过错也必须是被害人本人的过错,而不是其亲属的过错。针对被害人亲属的杀害行为,恰恰反映出嫌疑人极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03、自首、立功

自首、立功,是法定的量刑情节,也是律师在故意杀人案中非常注重的辩护角度。然而,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践,自首并不是必然的免死金牌2010年陕西西安药家鑫故意杀人案)。有些犯罪分子在作案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以自首作为报复杀人后逃避极刑的手段,司法机关和社会舆论也不会被其这点小聪明所玩弄。律师在辩护中将所有的宝都押在嫌疑人的自首情节上面,也是有较大风险的。

立功也不必然导致嫌疑人免除一死。小小的立功,在故意杀人这种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面前不值一提。除非是与杀人行为相匹配的重大立功,最好能达到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要求,否则辩护效果也很难得到保证。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律师为了实现辩护效果,为当事人提供所谓的立功信息,结果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不是辩护,是犯罪,是绝对不能逾越的红线。

04、认罪、悔罪

认罪悔罪态度,是司法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时都会考虑的因素,也是辩护律师无话可说时的万金油观点。在故意杀人案件中,认罪悔罪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起到作用的,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行动,主要表现在经济赔偿方面。

中国现行法律有一个非常没人性的规定,故意杀人案件对被害人一方的法定赔偿数额极低。这个缺德的规定,给律师提供了一定的辩护空间。在法院的终审判决之前,如果被告人与被害人一方在赔偿方面达成刑事和解,免死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嫌疑人家里可能不具备巨额赔偿的经济实力,或者被害人一方坚决不接受赔偿,必须要嫌疑人以命抵命,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作为辩护律师,我们需要对以下两点有充分的认识: 

第一,认罪悔罪态度,并不以赔偿数额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如果没有足够多的钱,那就应该展示出足够多的歉意和诚意。歉意与诚意的表达,既要选择让被害人一方能接受的方式,恰当的时机与场合,还要有持之以恒、坚忍不拔的决心。

第二,时间是疗伤的最好良药。案件刚刚发生的时候,被害人亲属必然处于极其悲痛、极度仇恨的状态,短时间内不能谅解嫌疑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害人亲属的伤痛会渐渐平复,开始适应新的生活状态。家庭遭到重大变故,失去一个重要的成员,家境一般的被害人一方的经济状况可能会有所恶化,不同亲属对于是否接受赔偿的态度,有可能会产生差异。如果案件的审理期限比较长,那么达成刑事和解的希望也会增大很多。

以上四个方面,是当场抓获嫌疑人的故意杀人案件的常规辩护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好方法,但是如果单独操作的话,实现辩护目标的可能性比较小。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辩护中组合起来使用,想尽一切办法多设置几层防火墙,增大保险系数。

对于此类案件,根据每一起案件自身的特点,还可以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辩护方法,例如: 

主体辩护

某些故意杀人案件中,嫌疑人犯罪时的年纪,可能正好处在刑事责任年龄的边缘地带。如果嫌疑人年龄方面的证据出现了混乱,那就为辩护律师提供了借题发挥的空间。年龄是刚性的指标,在死刑案件中,嫌疑人的年龄一旦存疑,司法机关在处理的时候就必须非常慎重。

定性辩护

有些故意杀人案件的定性未必是准确的。被害人因为嫌疑人的行为而死亡,并不意味着嫌疑人一定是故意杀人,还可能是故意伤害致死,或者是过失致人死亡。即便是故意杀人,也有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区别。辩护律师结合证据进行充分论证,改变案件的定性,那也可以达到很好的辩护效果。

随着科技进步,监控技术的发达,故意杀人案中作案人确定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此类案件中,嫌疑人致被害人死亡这个基本事实是清晰的,但并不意味着决定案件性质和量刑的其他事实也是清晰的,辩护空间仍然是很大的。

二、作案人不确定的故意杀人案件

作案人不确定的故意杀人案件,是指发现被害人遗体的时候,作案人不在现场,侦查机关通过各种方式排查,通过部分证据锁定了嫌疑人。这类案件的特点是,由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被害人的死亡与嫌疑人有关,侦破难度较大,辩护空间也较大。尤其是一些迟迟未侦破的年代久远的悬案,通过新技术找到了嫌疑人,但案发时取得的一些证据,可能因保管不善而灭失,这就给辩护律师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口供为王的指导思想下,此类故意杀人案也分为几种情况:嫌疑人承认作案;嫌疑人不承认作案(零口供);嫌疑人供述出现反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不能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嫌疑人供述上,还要高度关注嫌疑人供述之外其他证据的质量和数量。

对于此类案件的辩护,除了上文提及的几个辩护角度外,比较常见的有以下两种:

首先是程序辩护。

所谓程序辩护,是根据程序优先的原则,查找办案机关在诉讼程序中(特别是侦查阶段)存在的重大问题,主要是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推翻办案单位据以认定关键事实的证据,从而得出无罪的结论。

这种理念是值得肯定的,但中国的司法机关更注重实体正义。如果案件的关键事实查清楚了,程序上存在的违法问题另当别论,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命案必破的年代里,司法机关为了追求命案侦破率,审讯中存在不少违法行为。如果较起真来,这些陈年旧案可以找出很多程序上的重大问题,获得改判的可能性是较大的。近年来随着司法的进步,刑讯逼供在故意杀人案件中明显减少,程序上的大漏洞已经比较少见,而小小的瑕疵并不能动摇已经查明的基本事实。如果侦查人员通过违法手段获得嫌疑人的供述,而嫌疑人在供述中提供了其他关键证据的线索,即使将其有罪供述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剩下的有罪证据也足以证明案件事实,不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

所以,如果有证据证明司法机关在侦破案件时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且该行为足以导致影响案件的关键证据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辩护是非常好的一种辩护方法。如果司法机关程序上的违法行为不足以排除关键证据,辩护律师虽然可以就程序问题在法庭内外有精彩的表现,却很难获得实质性的辩护效果。

其次是证据(实体)辩护。

不管法律学者和辩护律师如何坚持程序正义,司法人员却更注重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而事实是由一份份证据来呈现的。绝大多数司法人员更想听到辩护律师对证据发表有价值的意见,论证案件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没有哪个案子能达到事实特别清楚、证据特别充分的程度。事后侦破的故意杀人案,必然会有一些查不清楚的事实、找不到的证据。现有的证据,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完美无瑕。

为了实现证据辩护的有效性,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择关键证据重点突破。虽说故意杀人案件的每一份证据都有它存在的价值,但证明案件关键事实的证据只有几个。针对这些证据进行突破,可能会有重大收获。除非是没找到关键证据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否则,与其对所有证据平均发力,谈一些不痛不痒的质证意见,不如集中火力摧毁关键证据。

第二,重视客观证据。相对经济犯罪而言,故意杀人案以言词证据为主,言词证据具有主观、易变的特点,经过办案单位加工、筛选的言词证据,留给辩方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将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客观证据的认真研究上。例如,现场勘验笔录,法医鉴定意见,作案工具,通话记录等等,这些客观证据里面可能隐藏着重要的信息,等待我们去发现。

第三,尽量体验作案现场。律师介入故意杀人案件辩护的时候,距离案发已经有较长时间,作案现场可能已经遭到破坏,但是律师回到作案现场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周边环境的观察,对现场布局的了解,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可以让律师更加熟悉案情,甚至可能有特别的收获。

以上两种辩护方法中,程序辩护着眼于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最终得出无罪的辩护意见,证据辩护着眼于证据是否充分、是否存在问题,最终可能得出无罪或罪轻的辩护意见。辩护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说服司法人员。而说服司法人员,是比较困难的一项工作。

故意杀人案件在事实方面的认定,需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如果辩护律师逆向而行,从增加合理怀疑的角度入手,动摇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信心,则可能达到较好的辩护效果。我们将这种辩护方法称为疑点辩护

故意杀人案件如果确认了犯罪事实,处罚后果极其严重,即便不是死刑,也可能是漫长的自由刑。一旦出现错判,承办案件的司法人员难辞其咎。量刑轻重,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范围。事实真伪,则是没有弹性的。司法人员在事实方面,必然是非常谨慎的态度,必须排除作案者另有其人的可能性。

疑点辩护的主要途径,就是在程序辩护、证据辩护的基础上,将辩护的重点放在论证作案者另有其人上,放大案件的疑点,动摇司法人员对案件关键事实(被害人是谁杀害的?)的信心。

疑点辩护,不是无端猜测,必须建立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作案动机。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是否强烈?除嫌疑人外,被害人是否有可能诱发其他人作案?例如:私人恩怨,财物,姿色等等。

其次,作案现场。除嫌疑人外,现场是否有其他来历不明的脚印、指纹、毛发等遗留物?

再次,周边环境。如果不是密闭的空间,作案现场周边环境如何?是否存在流窜作案的可能?

最后,物证情况。故意杀人案中的作案工具、现场重要物品必须有明确的去向,如果下落不明,也是事实不清的表现。

例如,在一些年代久远的强奸杀人案中,侦查机关提取被害人体内的精液,在很长时间后通过DNA比对锁定了嫌疑人,如果没有其他确凿证据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即使嫌疑人承认实施了杀人行为,整个案件的证据体系也是非常单薄的。被害人体内的嫌疑人精液,只能证明其与嫌疑人可能发生过性关系(不能完全排除嫌疑人精液通过其他方式进入被害人体内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从发生性关系到强奸,再到杀人,这几个事实认定的过程存在很多的空白,需要大量的证据来填补。如果没有非常扎实的证据填补,就很难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硬性要求。

结语

如果说刑事辩护是律师业务的皇冠,故意杀人案的辩护就是皇冠顶上最夺目的那块宝石。然而,刑事辩护这个皇冠,不是由珠宝而是由荆棘编织成的,上面长满了刺。故意杀人案的辩护,就是皇冠上那根最长、最硬、最锋利的刺。只有充满了勇气和智慧的人,才能摘下这根刺。

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律师为之辩护的嫌疑人,既可能是无辜的平民,也有可能是隐藏的恶魔。对于蒙冤者,我们当然是要使尽浑身解数,为他洗刷冤屈,还他一个公道。困难的是,面对试图逃脱法网的真凶和非常糟糕的在案证据,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该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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